展望2024｜翟东升：世界将重回平行体系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转变为内源性发展模式

　　“未来至少三十年的世界趋势，将是原本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被地缘政治的钝刀子逐步切割成两半，世界重回平行体系。”对于当今世界的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做出这样的判断。

　　1月9日，“展望2024：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与地区动态”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并发布了区域国别研究院第一期月报。翟东升在月报的“院长点评”栏目中就世界变局的大势发表了评论。

　　翟东升认为，上一次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类似局面，是1914-1945年。 相比于1914-1945，这一轮的逆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代理人冲突和经济制裁战，而不是大国之间直接全面开战。而坏消息是，这样的局面可能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相对低烈度的冲突对抗，相对缓慢的应力释放，其代价就是历史的调整方式将是以时间换空间。

　　西方掀起“逆全球化”浪潮的根源

　　在翟东升看来，1979年开始的本轮全球化是由华尔街利益驱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旗手是美国和英国，而中国则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之一。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基于贸易、跨境投资和信贷的全球化指数一直在下行，美国也已经反思和修正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念，代之以新华盛顿共识、脱钩断链和“小院高墙”。

　　“这种历史性转折和回潮，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全球化将原本存在于南北国家间的巨大贫富差距内化到各个国家内部，让中国的富人向美欧富人的财富水平靠拢，而让美国穷人向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生活水平靠拢，从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感受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翟东升指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体验引发全球性民粹浪潮，并与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令极右翼势力席卷各国政坛。只要这种民粹浪潮不消退，逆全球化的势头就难以止住。

　　中国的当务之急

　　翟东升说，2017年以来，中美之间的渐进脱钩正在逐步展开。科技脱钩表现得最早、最突出。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制裁，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抑制中国在5G和人工智能领域对美国的赶超。金融脱钩紧随其后，一些华尔街大金融机构离开中国，一些大PE公司的美元基金在清盘或者萎缩，中国企业（在美股）的IPO被叫停。不仅如此，脱钩正在向贸易和产业链延伸：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比例快速下跌，如今已经少于墨西哥而位居第二了；为苹果和亚马逊等企业代工的产业链正在向越南和印度转移。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翟东升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从外源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内源性的发展模式。这种转变其实已经在发生，比如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从外源转向了内源；中国的产业投资从外资为主转变为国内投资主导。

　　但他认为，目前还有一些关键性的转变还有待实现，主要集中在金融、货币、债务和福利方面：

　　建设一个繁荣、公平、廉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而为中国的科技产业提供足够多的风险资本，从而让中国的巨额储蓄留在国内，支持本土科技企业赢得最前沿的创新与竞争，而不是流失到美元金融市场上去帮助战略对手分摊风险和成本；

　　建设一个巨大、统一而开放的人民币国债市场，从而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活动的信用基础从美国的美元国债转变为中国的人民币国债，并为共同富裕提供资金源；

　　建设一个覆盖全面，保障有力且兼顾代际公平的中国式福利体系，从而将14亿人民的消费能力和创造潜力解放出来，让中国本土市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